1966年，“运动”爆发后，已经85岁的章士钊也受到了冲击。8月19日晚上，一群身穿旧军装、袖戴“新北大红卫兵”臂章的男女青年闯进了章士钊家里，他们对着章士钊吼道：“你是老反革命章士钊吧？”

章士钊眉头一皱，没有理这群人，但他们却将章士钊拉到了院子里，然后从章士钊家里抄出了大批书籍、画册、信件，统统搬上卡车，作为“战利品”凯旋而归。

“红卫兵”走了以后，章士钊向女儿章含之大吼：“拿纸笔来！”

章含之略带惊恐地问道：“爸，您老要干什么呀？”

章士钊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给毛主席写信！”

章含之摇摇头说：“不会有结果的。”

章士钊却坚持把信写完，并在次日将信寄出。信寄出的第二天，周恩来就让人给章士钊打来电话，说毛主席已经收到信，北大“红卫兵”已受到严厉批评，他们抄走的物品也将马上退回。周恩来还指示，从即日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到章士钊的住处值班，不准任何人闯入。

更令章士钊惊喜的是，9月1日，毛泽东亲自给章士钊回了信：

行严先生：来信收到，甚为系念。已请总理予以布置，勿念为盼！顺祝健康！

不久以后，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将章士钊接到解放军301医院保护了起来。

章士钊在医院住了3个月，直到1967年3月才回家。住院期间，章士钊一直关注着外界的局势，他一回到家，就忧心忡忡地对章含之说：“‘运动’再这样搞下去，国家就要完了。无论如何不能打倒刘少奇。我要给毛主席写信，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！”

章含之听后大惊：“您的意见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，您老多亏毛主席多方保护，才过此险关，千万不能再写这种信呀！”

章士钊直接拍了桌子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你老父也不例外，我非写不可！我不能看着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这样毁掉！”

随后章士钊坚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，信的大意是自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兴旺发达，全都仰仗共产党的英明领导，这离不开党内有一个坚强的核心，如果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，毛泽东可以严肃批评，但也应原谅他的错误，团结一致，共同领导好国家的建设。

不久以后，毛泽东给章士钊回了信：

行严先生：惠书敬悉。为大局计，彼此心同。个别人情况复杂，一时尚难肯定，尊计似宜缓行。敬问安吉！

章士钊收到信后，见自己的意见被搁置了，不禁仰天长叹一声，然后深深地沉默了下来……

1972年春，尼克松访华后，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。这一事件使章士钊意识到，既然我国和美国总统都可以谈，同台湾领导人更可以谈谈。已经91岁的章士钊决定去香港，通过在那里的旧友与台湾方面进行对话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自己的最后一份力。

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后，谨慎地说：“行老的爱国赤诚可敬可佩！与台湾方面的对话，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的了。只是我考虑到，岁月不饶人，行老已是91岁高龄了，长途旅行恐怕吃不消啊！”

1973年春，章含之在一次会见时，向毛泽东报告了章士钊的心愿。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爱国之心十分感动，他对章含之说：“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，是不是还可以去呢？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？”

此后毛泽东又请周恩来制定一个周到的计划，在保证章士钊健康的前提下送他去香港。周恩来进行了认真的筹备，安排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章士钊，随机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张惠芬及护士小丁同去。

1973年5月中旬，章士钊和章含之一起乘飞机赴香港。章士钊到香港后，见到了许孝炎、宋宜山等老朋友，而且引起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关注。因为章士钊早在1949年就担任过国民党“和谈”代表，他此次香港之行成为了大陆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。

章含之却对章士钊的健康情况忧心忡忡，因为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，章士钊却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，并不太宽敞，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，只能靠室内的冷气空调降温，她很担心父亲受不了。

一个星期后，章含之因为工作的需要，得回北京了，章士钊叮嘱女儿说：“事情办好后我就回去，我很想念北京。最多3个月吧，请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回去。”

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几天以后，章士钊就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了，许孝炎等朋友为他请来了全港最有名的医生治疗，但他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持续恶化。

6月28日，当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后，十分焦急，他马上指示派一支医疗队赶往香港，尽一切办法稳住章士钊的病情，然后护送他回北京治疗。7月1日凌晨，正当医疗队一切准备就绪将要出发时，章士钊不幸病逝，享年92岁。

章含之后来回忆说：

我父亲最后有两个心愿：一是他的《柳文指要》能出版；二是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。他的第一个心愿后来实现了，他也算为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而死吧！

作者简介：帝哥，一位90后上班族，专职写作2年，已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发表多篇10万+的爆文。如果你对自媒体、写作、赚钱感兴趣，想每个月都能靠下班时间做副业、兼职，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“帝哥说史”，一起探讨一起进步。